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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2020-06-16乌干达反同法案推翻后,箭停下了吗?

    今年8月1日,乌干达反同法案正式被推翻后。时隔两个月,乌干达的《每日箴言报》报道宪法法院的法官,SolomyBalungiBossa表示在推翻法案的近两个月来,包括他在内,连同其他四位法官都受到言论和死亡威胁。

    乌干达反同法案推翻后,箭停下了吗?

    废除同年2月由乌干达总统签署法案的原因,并非因违反人权,而是其立法程序违宪。推翻后受到保守人士强烈反对和上诉,如今更传出五位推翻法案的法官受到威胁。依法办事的法官并没因此退缩,坚持推翻的决定正确。

    从此事观察,其法律达到基本司法程序正确,即是法官推翻法案的理由-法案违宪,而非从人权观点出发。当地宗教势力活跃,且基于反同者不理性行为。可以观察其以宗教建筑在法律上的思想,仍然大当其道。法律与宗教间的角色定位,从来都是互相纠缠的,对于同性恋者权利的反对声浪最大的,往往就是当地强大的或众多的宗教势力。

    一个年内通过反同法案的国家,表示同志友善?

    不久前,乌干达旅游局(UTB)与国际男女同志旅行协会(IGLTA)会见,表示国内反同争议有被夸大之嫌,声明乌干达欢迎多元性倾向的游客。IGLTA主席JohnTanzella表示其反同法案为乌干达带来负面印象,认为在加入IGLTA之前,还需要漫长的教育过程。

    UTB没有任何说服力,可以力証其国的多元友善。在国际事件动荡发生时,每个国家都有义务根据情况,而对事发国家发出旅游警告。尤其是与人权相附相依的同性恋权利上,其反同法案,不仅显示出该国社会没有同志友善的空间,更展示出对同性恋者权利的漠视。

    在一年内正式通过法案,到因为违宪而推翻,再到近日法官受威胁的种种事件看来。该国对于同性恋者权益上,还没有正确的基础建筑。更甚的是,可以证明反同势力的狂妄,他们漠视法律,对法官进行攻击威胁。

    法律的基础能够保障人民在安全的环境下生活,人民相信政府能够惩治犯罪者,而也能预设犯罪者会因为法律,而受到行为约束。这是约定俗成的对于共同社会的概念。在这件事情中,可以预设的是,法律不保障多元性倾向的人民,不符合国际间,如联合国旨于保障同性恋者的概念。于国际对乌干达反同法案的制约期间,乌干达总统对于国际援助骤减,表示要是对同性恋者平等,是援助的附加条件,那幺其援助就是罪恶的。

    一个国家总统公开表示相关言论,显示出自身背后对同性恋者的不平等对待。深入的思考,其言论可以视为一个意识形态-同性恋是罪恶的。一个乌干达当地宗教的普遍概念,从总统口中说出,一个将宗教高举过法律的国家,UTB有何面目表示该国对多元性倾向是友善的。

    宗教在个人、社会和国家层次上,有何不同?

    一个聚集体形成的组织,是否就是一个导人向善的宗教?在个人而言,宗教虔诚的信徒与人为善。在社会体系中,一堆虔诚的信徒,往往不一定是一个与人为善的好社会。它里面包含了社会性的规条,而规条的背后就是指责、分化和惩罚,更甚的是兇杀。GaryF.Jensen于2006年发表的ReligiousCosmologiesandHomicideRatesamongNations:ACloserLook中,里面试图探讨宗教(宗教信仰、宗教活动等等)虔诚度,根据1990-1993年和1993-1995年世界价值观调查,以及1997-1999年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。在18个国家中,宗教虔诚度愈高,兇杀率愈高。

    宗教虔诚度高的地区,并不一定是一群与人为善的信仰结合。也有其他可能性,例如贫穷或社会不平等,导向了人们对信仰的追求,又或者是历史遗留宗教文化,皆有可能。我想指出的是,宗教能够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,也能造成社会不平等的合理化。

    以乌干达为例,以宗教之名理所当然的痛恨同性恋,交叉相乘的与法律扭紧,导出了反对同性恋是合理的,而法律也保障反同者侵害的权力。长久以来,法律的允许(该法案前的反同性恋法律历史悠久)和信仰的推动,把个人层次的宗教,推到社会性宗教的普遍侵害,再由社会性的宗教推到国家性的宗教,自然而然的与法律纠缠。伤害同性恋者没有罪,不论是道德上还是法理上,因为法律就定立了规条,最高刑责是可以定死罪的,所以再反过来教育下一代同性恋是罪,不管是宗教还是法律,它必然是罪。这样一代传递一代的信息,最根本的宗教乘以法律的偏见,由国家推到社会,最后推回个人层面上。试问,这样的恶性循环,真的是仅仅推翻一个国家反反覆覆的反同法案,就可以的吗?

    乌干达宗教之箭,何日可以停下,不再朝向同性恋者?